欧洲胜利日之思

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庆典，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5月8日，法国各地的城镇与乡村举行了庄严仪式，悼念战争中的亡者，并纪念欧洲胜利日80周年。

当地时间2025年5月8日，法国巴黎，退伍军人在凯旋门附近准备参加庆祝活动，以纪念欧洲二战结束80周年。

5月8日一天在法国仍是公共假日。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向戴高乐雕像献花，步行至凯旋门，重新点燃无名战士墓前的长明火，并检阅部队。仪式包括默哀一分钟、《马赛曲》演奏、马克龙关于“1945年胜利价值观”的讲话，六国军乐队的演出、法军阅兵、战时车辆展示、历史再现及空中飞行表演。

然而，在欧洲国家中，如法国这般隆重纪念欧洲胜利日的并不多。有些国家仅做简约纪念，不设假日；另一些称呼不同，或在不同日期纪念。如今，俄乌战争持续、国防开支上升、美欧关系转变，这些纪念活动更提醒人们：欧洲的和平历史既短暂，也脆弱。

法国国防部本周表示：“1945年5月8日胜利80周年意味着我们肩负双重责任：既是对最后在世战争见证者的尊重，也是对年轻一代的传承。”纪念不仅是缅怀牺牲，更要将记忆传递下去。

德国也秉持相同理念，今年首次将欧洲胜利日设为公共假日。柏林这座城市保留了大量战争与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地，今年将举办纪念活动、展览、见证者讲述、戏剧演出、公共讨论、电影放映、音乐会和导览游。曾为纳粹集中营的遗址也在春季举办了隆重的解放纪念仪式，邀请幸存者出席。

2025年的欧洲正面临诸多新现实。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似已不再与欧洲共享自1945年以来支撑跨大西洋联盟的价值观。如今的欧洲也难再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美国的“和平计划”倾向于直接、温和地与普京沟通，甚至采纳了俄罗斯的一些立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我们所熟知的西方，已不复存在”。

面对安全局势的根本变化，欧洲正大幅提升国防预算。马克龙将法国2025年军费目标定为GDP的3.5%，每年增加300亿欧元。德国总理梅尔茨更进一步表示：“面对我们大陆上对自由与和平的威胁，国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这位财政保守派在上任前便成功推动了军费与基础设施预算的大幅增长。

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比利时、丹麦、芬兰、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甚至包括亲俄的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在内，共有16个欧盟国家启动预算豁免机制，以应对显著增长的国防支出。

这些变化表明，在俄乌战争延宕、国际秩序动摇之际，欧洲正加紧增强自身安全与战略自主性。欧洲胜利日不再只是庆祝纳粹战败和战争结束的仪式，更成为反思与警醒的时刻。

康奈尔大学学者恩佐·特拉韦索（Enzo Traverso）在《雅各宾》的文章认为，法西斯幽灵正在欧洲胜利日重现，极右翼的势力在欧洲的影响力已达到1945年以来的最高点。

几十年来，西方世界把欧洲胜利日作为展示自身力量与价值观的重要仪式。在这种叙事中，西方不仅是强大的，更是道德上的优越者。这套自由民主的纪念机制曾运行得极为顺畅，参与者围绕共同记忆、象征与价值凝聚在一起，巩固了盟友之间的认同。

1985年战争结束四十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正式参与纪念活动。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德国应将这一天视为“解放日”而非“战败日”。

冷战结束后，欧洲胜利日进一步被塑造成西方全面胜利的象征——资本主义的胜利、军事与制度的稳定、经济繁荣，以及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一些学者甚至称之为“历史终结”，也有人将其比作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

但到了今天，这一纪念仪式却显得格格不入，仿佛属于一个早已过去的时代。第三帝国垮台八十年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再度回潮。如今欧盟已有六个国家——意大利、芬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由极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国家如德国、法国、波兰和西班牙，也都出现了极右翼势力的迅速崛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性的纪念活动甚至显得有些尴尬。毕竟，作为“1945年解放者”继承者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如今却在颂扬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而埃隆·马斯克，也可能用一个类似罗马敬礼手势表达所谓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普京纪念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两千万人民。

我们的历史坐标正逐渐失衡，传统的记忆方式已难以解释我们混乱而矛盾的现实。尽管欧洲胜利日具有官方性质，它同样曾是左翼的重要历史节点。正如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强调的，它象征着启蒙精神对野蛮的胜利——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这对对立而又共同继承启蒙传统的力量，联手击败了第三帝国。在二战后形成的“抵抗文化”中，这种反法西斯斗争被理解为捍卫文明的正义之战。尽管这种看法在许多方面成立，但也未免过于简化。

因此，我们或许不应再停留于被仪式化、被收编的纪念方式，而应借此契机对历史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欧洲胜利日所庆祝的，是一场多层次世界大战中军事联盟的胜利，但在战争结束后建立的新世界秩序中，那场“启蒙联盟”并未真正延续。

对左翼而言，二战的结束曾是抵抗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些运动赋予了战后政权以民主正当性。在大多数西欧国家，民主并非由胜利者强加，而是由人民在反抗法西斯中争取来的成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记忆正在退化。曾代表反法西斯胜利的政治传统正逐渐被边缘化，而极右翼势力却在多个欧洲国家迅速崛起。他们高举民族主义、身份政治与“安全”之名，削弱民主制度，甚至开始重新定义过去。在这样的背景下，纪念欧洲胜利日已不能只是一个怀旧的仪式，而应成为唤起批判意识的契机。

洛伦·巴尔霍恩（Loren Balhorn）在《雅各宾》的文章则讨论了一个更具体和复杂的问题。在德国，公众对胜利日的讨论主要围绕着是否应该禁止俄罗斯官员参加纪念活动。作者认为，这场争议可能会让人们忽视二战的真实历史，以及在极右翼威胁日益加剧的时代，这段历史仍然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国外交部发布了一份非正式指令，建议在80周年的胜利日纪念活动上，“禁止邀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代表”。尽管这一提议并非正式规定，但它已经影响了德国政府的决策，导致他们决定邀请驻德国的所有认证外交官，唯独排除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外交官。与此同时，以色列大使仍然收到了邀请。

部分政治人物和地方政府，包括柏林特雷普托区的官员，明确反对这一提案，认为应该邀请所有国家的外交代表。反对这一决定的政治家萨赫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称这种做法为“丑闻”。她批评德国试图否认苏联在打败纳粹德国中的关键作用，并警告这可能为与俄罗斯的对立关系提供借口。

虽然德国的中右翼政府并非以进步为代表，但它最终选择不邀请俄罗斯代表，可能是出于避免政治冲突的考虑。这一切背后揭示了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纪念纳粹德国战败的这一天，俄罗斯问题的争议使人们忽略了二战历史中更深层次的意义。人们是否应该在此时重新审视二战的历史，而非被当前的战争所蒙蔽？

一种简化的历史叙事忽视了纳粹德国在东方战场上实施的种族灭绝计划。纳粹政权的目的是通过消灭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整个人群来为其“新德国”腾出空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工业化屠杀，只因苏联及盟军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阻止。若没有红军的胜利，欧洲将面临更加黑暗的未来。因此，胜利日不仅是纪念二战中为世界自由献身的英雄，也提醒人们防止极右翼势力复兴。

二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大国间的冲突，特别是纳粹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与他对工人运动的敌视密切相关。纳粹通过将犹太人和工人运动相联系，构建了一种符合资本家利益的极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为了领土扩张，更是为了摧毁全球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纳粹将反共作为核心政策，视苏联为威胁，旨在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工人运动。尽管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未及时制止希特勒扩张，但最终不得不与苏联联手抵抗纳粹。

西方的迟疑为希特勒扩张提供了空间，最终导致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争夺领土，更是为了摧毁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这是纳粹侵略的根本动因。

作者认为，无论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的游击队，还是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或是三千五百万为红军效力的苏联公民，如果没有他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反法西斯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将那些抗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是对那些为此献身者的亵渎。

对于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历史修正主义和地缘政治博弈不仅不诚实，还极其不负责任。今天的世界或许不如80年前那般，但它越来越像二战前，右翼力量加强了对民主的控制，而气候危机加剧了全球性的末日感。如果人们希望本世纪比上世纪更好地结束，那么需要的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二战中的游击队仍能激励人们，但他们已不能为今天的行动提供明确的方向。

教育监控与学生隐私权争议

随着亚马逊四集纪录片《监控高中》（Spy High）于上月开播，2009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劳尔梅里恩（Lower Merion）学区的“网络摄像头门”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在该事件中，劳尔梅里恩学区通过远程启动学校发放的笔记本电脑摄像头，偷拍了56000张学生在校外（包括卧室）的照片。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15岁的布莱克·罗宾斯（Blake Robbins）因一张手拿彩色糖果的照片被指控贩毒，罗宾斯和偷拍事件的其他受害者共同向劳尔梅里恩学区提起诉讼，最终学区同意支付61万美元赔偿以达成和解。

《监控高中》（Spy High）海报

《卫报》则刊登了一则题为“学校是否在网上监控你的孩子”（Is your school spying on your child online?”）的评论文章，对学生监控技术在今天被大规模使用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文章作者查德·马洛（Chad Marlow）指出，尽管在劳尔梅里恩学区的不当行为被曝光后的16年里，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规模的基于网络摄像头的侵犯隐私行为，但作为两名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他清楚地知道，学校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侵犯另一个极端私密的地方——我们孩子的心灵。

马洛写道，正如《监控高中》的观察，自新冠大流行导致美国学校关闭以来，学生监控技术被方便地重新包装成“远程学习工具”，进入了几乎所有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推动了价值30亿美元的教育科技监控产业的增长。大流行结束后，为了保住这部分利润，教育科技监控行业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转而宣称其产品是预防学生暴力和自杀的一种有效手段。

文章指出，知名教育技术监控供应商提供Gaggle、GoGuardian、Securly和Navigate360等产品会审查和分析学生的数字生活，包括他们的私人短信、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学校文件以及他们搜索的关键词和访问的网站。也就是说，在2025年，只要学校能够访问学生的数据——无论是通过学校账号、学校提供的电脑或者甚至是使用学校相关教育软件的私人电脑，他们就可以知道孩子们如何思考、研究和交流。这意味着今天的父母们儿时那些不为世界所知的私人谈话、想法和犯下的错误，学校都将了如指掌。随着学校将持续监控常态化，今天的孩子逐渐习得他们以电子方式阅读和写作的东西都不是私密的。于是，他们也学到了要避免泄露私人想法以及可能因此面临的教训，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停止或严格限制电子交流，并且完全避免探索不受欢迎和不因循守旧的想法。这不是养育一代儿童的正确方式。

马洛认为，美国学校花费数十亿购买学生监控产品，但这些产品并不像其宣称的那么有效，可能伤害学生，并且会占用原本属于更有效的干预手段的资源。他呼吁联邦政府停止资助学校购买效果未经证实的学生监控技术，鼓励家长在当地采取行动，引导学校做出更好的决策。

美国非营利教育媒体The 74近期对《监控高中》的导演乔迪·麦克维-舒尔茨（Jody McVeigh-Schultz）进行了采访。麦克维-舒尔茨谈到，他在费城的一个郊区长大，2010年时就听说过罗宾斯的故事，但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在和费城郊区的富裕居民交谈时，他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地位的关键指标之一就是教育，劳尔梅里恩学区的公立教育有着很高的评价，因此事件发生后，社区的很多居民不希望学校被起诉。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被学校监控时，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担心房产价值受到影响。

麦克维-舒尔茨还发现，人们对于应该拥有多少隐私的期待存在很大差异。2010年的一则新闻采访中，受访者表示既然是学区发放的电脑，那么学区理所当然可以随时监控。但在导演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透明性，学区不仅没有告知学生这些笔记本电脑会以各种方式受到监控，不应带进卧室，IT部门还特别认为不应告诉学生和家长电脑安装了监控软件，理由是这可能让被盗的电脑无法追踪。麦克维-舒尔茨还谈到，当监控无处不在并在教育中广泛使用，弱势群体最终会受到负面影响。2010年时人们就发现，在被监控的学生中，非裔美国人的比例过高。种族歧视和技术滥用同时存在。

和马洛一样，麦克维-舒尔茨也表达了对监控技术可能影响学生自由表达和自我探索的方式的担忧，他同样认为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他特别提到，2022年，明尼苏达州修改了法律，禁止学校及其技术提供商通过学校发放的笔记本电脑或软件追踪学生活动，以及出售、共享或传播学生的教育数据，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并表示希望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这样的改变会越来越多。

2024年8月，诺兰·希格顿（Nolan Higdon）和艾莉森·巴特勒（Allison Butler）的《监控教育：应对学校中隐私的显著缺席》（Surveillance Education: Navigating the Conspicuous Absence of Privacy in Schools）一书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在书中展现了无所不包的监控如何成为现实，以及从基本隐私权到教育质量所面临的危机。2024年9月，两位作者接受了美国左翼媒体《真相揭晓》（Truthout）的专访。

希格顿谈到，如今，学校监控无处不在，形式也多种多样。从教室里的电视和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到Canvas或Moodle等教育平台，甚至通过电子邮件和Zoom等必要的通讯方式，监控无处不在。并且，被监控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受到了跟踪和监控。更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这些被收集的数据并非仅限于学校内部使用，它们被分享给教育科技公司、政府机构、数据经纪人、投资基金以及几乎所有能够购买或访问这些数据的人。

对于这项技术所承诺带来的安全保障，希格顿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工具是否真的让学校更安全。巴特勒则补充说，技术往往会煽动家长、教师和学生的恐惧和焦虑。在当前关于校园是否应该禁用手机的争论中，一个反对的理由就是即便在学校中使用手机会令学生分心，但会让他们更加安全。在有足够证据证明校园中存在暴力和危险的情况下，家长可以通过手机这一电子绳索在孩子在校期间拴住他们。而利用家长和老师对儿童安全的担忧正是科技公司尤其残酷的一点。我们被许诺用某种技术作为社会暴力这一复杂问题的简单解决方案。然而当技术被当作唯一的出路时，我们就无法审视其他可能有价值的想法，例如在支持人们的心理健康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或是在学生在校期间提供更多的课外活动选择。

两位作者还谈到，有色人种学生比白人学生更容易受到监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有其创造者的知识和偏见。研究表明，这些工具不成比例地将有色人种学生贴上罪犯的标签，并错误地将性少数学生标记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被视为潜在校园枪击案的警示信号。这些工具没有提升安全，而是在佐证暴力行为，并不公平地惩罚无辜的学生，尤其是来自最弱势群体的学生。她们还谈到，隐私和信任对于教育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监控技术让学生们无法真正地学习，也无法与老师建立一种建立在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关系。

在希格顿和巴特勒看来，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应对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向人们解释使用这些工具的真正成本，反驳那种“我们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在意被监视”的普遍观点。教师应该和学生和家长联合起来，争取隐私，甚至为被窃取的数据寻求赔偿。教师还应该帮助学生了解第三方是如何追踪他们的生活的，学生有权对学校使用这些工具提出质疑和抗议。学校还应该探索专用软件的方案，以实现在不牺牲隐私的情况下提升学习质量。如果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和图书管理员能够携手合作，学校就能像一个完全了解课堂上发生的一切的社区那样运作。